第1頁：視頻監控“何處安身”
日前有關公共場所里視頻監控下的網絡反腐與公民隱私如何兩全的問題已被炒的沸沸揚揚。不可否認的是在面對當前大量的社會治安問題，視頻監控對于及時處理突發事件，合理使用警力，減少民警繁重而無效的工作量，提高民警的工作效率，杜絕刑訊逼供等行為，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監控鏡頭下的隱私權被曝光受到越來越多的提及，不管是政府官員還是民眾，怎樣才能使隱私權得到合理保護的同時又不損害公共利益？
視頻監控“何處安身”
視頻監控設備只有合理存在的情況下才能最大化地保護民眾隱私權，并不是所有場合都允許安裝視頻監控設備，我們參考近日河南省人大審議通過的《河南省公共安全技術防范管理條例》其中對于公共場合安裝視頻監控給予明確說明：
《條例》規定：新聞單位、交通樞紐、重要設施、公共場合等應當安裝技防監控設施，在公共場所等安裝技防設施的同時，應當設置明顯標識，以提醒公民注意自我保護隱私權。
《條例》禁止在賓館客房、公共宿舍、公共浴室、更衣室、衛生間等涉及公民隱私的場所安裝視頻監控系統，并對此類行為加重處罰。違反此規定的單位和個人，縣級以上公安機關可責令其拆除，并對單位處以3000元至3萬元罰款，對個人處以1000元至5000元罰款。
《條例》中提到的“公共場合”設置監控設備的場所主要有：大家日常所見的公園、學校、醫院、銀行、鐵路、公交公司、機場、高速公路收費管理公司等。在這些場所看見的攝像頭基本都是由其管理經營部門安裝的，另外一種則是由執法部門安裝，例如公安局、城管執法局等。
視頻監控設備并不是隨處都允許安裝的，例如賓館客房內不能安裝而賓館樓道走廊電梯內就應安裝但是應當明顯標識，以提醒公民注意自我保護隱私權。
隱私權的定義
隱私權是自然人享有的、對其個人的與公共利益無關的個人信息、私人活動和私有領域進行支配的一種人格權。按此定義，為了社會公共利益，執法機關依法調查和公開當事人的有關信息，則不屬于侵權行為。
隱私權和監督權的矛盾
公共場所的監控視頻被用來“網絡反腐”時是否侵害了政府官員的隱私權？
近日上海法官“集體召妓”事件中被曝光的“四套房產”等官員個人信息已經引起網友極大關注，這件由個人對外公布的法官招妓監控視頻而引發的官員“四套房產”曝光，若簡單視為個人隱私，必然會妨礙公眾監督。要想“傳播視頻”與“網絡反腐”不矛盾，一個重要的前提是，必須充分厘清官員隱私權與公眾知情權之間的基本法治界限：哪些官員個人信息是可納入“公民隱私”范疇予以保護的，哪些又是應讓渡于公眾監督權而必須舍棄保護的？
目前我國法律并非完全沒有這方面的法治界定，如依據《信息公開條例》，“不公開可能對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響的涉及個人隱私的政府信息，可以予以公開”，或許可以這么理解：公眾人物特別是高級官員的私生活中某些不當行為或不道德行為可以公開。他們的不良行為或不道德行為，如婚外戀、嫖賭等，嚴重影響黨和國家機關形象，新聞媒介可以而且有責任予以公開披露，以警示社會，發揮教育作用，維護黨和政府的威望，促使各級官員嚴于律己，保障社會公共利益。
但也應清醒意識到，要做到“一碼是一碼”，上述界限仍不夠到位給力。一方面，這樣的界限還顯得十分籠統、缺乏進一步的明確性，如官員的工資收入、家庭財產，是否屬于“不公開可能對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響”，就一直并無明確界定；另一方面，這一界定也缺乏進一步強有力的制度來保障，如為“預防腐敗”這一公共利益，而亟待建立的官員財產公開制度，便一直付之闕如。事實上，正是在這種法治背景下，此前“房叔”等著名網絡反腐事件才會頻繁出現。
監控下的公民隱私權
基于公共安全的考慮，各地在公共場所安裝了大量監控探頭，在這樣一個透明的社會里，公民個人信息與隱私權更容易遭遇意外傷害。從這點看，對公共場所監控視頻嚴格管理，有著重要的公共價值。7月16日北京三元橋發生小偷被便衣警察追趕時甩掉萬余贓款脫身，卻被十余歲的男孩撿走的事件，而這一幕被道路視頻監控拍下來，對于十八歲以下的青少年隱私權更應該受到法律的保護，但是“拾金有昧”的舉動觸犯了道德底線，倘若知錯就改按時返還不會構成犯罪，而且由于無法準確取得小偷犯罪的直接證據從而間接保護了盜竊嫌疑人，明知道是指正犯罪嫌疑人的贓款而不歸還，那么公安局或者國家檢察機關有權調取監控錄像并對外公布，這并不涉及侵犯其隱私權。
總結
通過上述兩起案件，個人認為不管是政府官員還是未滿十八歲的青少年，當隱私權與公共利益相沖突時，隱私權就應該讓渡，因此法規既要保護隱私權，又不能影響懲罰犯罪和對腐敗特權的監督。我們呼吁國家應該完善正規的監督渠道使得政府官員的正當隱私得到及時保護又不讓腐敗分子鉆了空子，同時對于視頻監控資料的管理，必須有法可依，以保障公民的隱私權，這樣視頻監控才能“光明正大”充分發揮它應有的作用。